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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1日

宗教在公共領域的角色──哈伯瑪斯論後世俗社會




 關啟文,宗教與社會


哈伯瑪斯與拉辛格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對話
當代的一個潮流就是在一些思潮前面加一個「後」字,如後現代、後殖民等,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是世界著名的世俗知識分子,他雖然不同意後現代主義對理性的攻擊,但他同意我們已進入一個後形而上(postmetaphysical)時代,然而最近他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後世俗社會(postsecular society) ,當然他不是在提倡回歸神權政治,而是對僵化和排斥宗教的世俗主義提出反思。近期香港社會有不少關於宗教在公共領域的角色的爭論,有些人擔心宗教人士和團體對政治的干預會破壞自由民主社會,也與現代世俗化(secularization) 進程的精神不符。哈伯瑪斯對這些問題一直關注,早期對宗教在公共領域的角色也持負面態度,但近期他對宗教的看法比較正面,更提出要重新理解世俗化的精義。他的觀點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其實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不久,哈伯瑪斯在接受the 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sellers時,已公開說世俗社會應對宗教信仰有新的理解,不應把宗教單單視為歷史的遺跡,而應視作對哲學在「認知上的挑戰」(cognitive challenge) 。這些說話已令很多人驚奇,接著他與拉辛格主教(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 2004119日在慕尼黑的對話(拉辛格主教在2005419日成為教宗本篤十六世),則更受注意,並引起議論紛紛。這次對話是應Catholic Academy of Bavaria的邀請,對話一方以捍衛啟蒙運動、理性和自由世俗社會見稱,而且哈伯瑪斯一直認為自己對宗教領域沒有感應(tone deaf in the religious sphere) ;另一方則是當時天主教的Prefect of the Roman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往往被視為強硬派、鷹派和封閉的宗教保守派。為甚麼哈伯瑪斯願意與這樣的宗教建制派對話呢?不少世俗知識分子都感到困惑,甚或不以為然。其實類似的對話近期在歐洲已開始發生,例如意大利一分左派知識分子的政治雜誌MicroMega20002月號就刊登了幾位神學家(包括拉辛格)的文章,它的前言就說:「哲學愈來愈關注宗教,而不是知識,它也嘗試與宗教對話。」我認為這種趨勢是值得鼓勵的,哈伯瑪斯與拉辛格的對話在2006年翻譯成英文: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 On Reason & Religion (San Francisco, CA: Ignatius Press) , 我在下面主要簡介哈伯瑪斯的觀點。


世俗憲政國家的內在自足性
基本上哈伯瑪斯仍然是一個世俗主義者,一些人認為要證立民主社會的合法性,需要在理性以外找尋倫理(或宗教)的基礎,他並不贊同。他是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提倡康德式的共和主義(Kantian republicanism) ,其中一個基本理念就是要為民主政府提供非宗教和後形而上的基礎,這些思想的根源來自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世俗哲學。(24) 他承認這些思想在當代受到「歷史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批評」,但他認為溝通理性的理論可以拆解這些攻擊:「假若民主程序滿足一些條件,就是意見和意願的形成是建基於包容和理性的討論,那我們就可假設它的結果是理性上可接受的這種民主立法過程在法律上的制度化會同時要求基本的自由和政治權利。」 (26)

世俗政府的參考點就是市民透過民主程序為自己制定的憲法,一切權威都應來自法律,「在法律之上並沒有其他東西可衍生管治的權威」。(27) 總結而言,「憲法的基本原則有一種自足的證立,而所有市民是能夠理性地接納這證立的。」(28) 所以,這裡沒有甚麼空隙需要一些倫理基礎去填補。


但以上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合法性,但從實踐上看,民主社會的世俗資源又是否自足呢?例如哈伯瑪斯就指出因為民主社會要求公民善用權利去促進公益(common good) ,所以「這要求市民在投身和動機上都要付出較大代價,而這是不能用法律強制的。」(30) 民主社會的確需要一些政治德性(political virtues) ,但哈伯瑪斯認為民主的實踐本身會帶來一種動力,在一種自由的政治文化中,和透過民主實踐的經驗,社化過程自然會產生那些德性,所以世俗民主社會在實踐上可以是自足和穩定的──最少在理論上(30-31)

世俗憲政國家的外在威嚇和宗教的功能
然而就在這裡哈伯瑪斯承認世界並不是以上描繪得那麼美滿,他指出對民主存在不少外在威嚇,以致「把繁榮及和平的自由社會公民轉變為孤立的個體,他們把主體的權利視作針對別人的武器,並以此作行動的基礎。在一些較廣闊的處境中,當我們對全球經濟和全球社會失去政治控制時,我們也看到公民團結意識的崩潰的證據。」(35) 他也憂慮「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我們不少生活領域的維持是建甚於規範的,但現在一個接一個都被市場佔領了,一切都以利益和個人喜好的滿足為依歸。在這種情況下,市民變得非政治化,公共意志的形成的民主程序也慢慢失去功能。(36)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補救呢?對後形而上思維而言,「所有牽涉普遍義務的善和典範人生的概念都是陌生的」,然而宗教傳統則仍然保留了各種直覺,它們「關於錯誤與救贖,關於在缺乏救恩的人生經驗中得到拯救…  這些東西在宗教團契的社群生活中保存得完整無缺,但 在他處都失落了,也不能單靠專家的專業知識恢復。」 (43) 哈伯瑪斯正視「社會的病態」和「被扭曲的人生」的存在,也看到理性在這些問題上的限制,所以他認為宗教是有一定功能的:「憲政國家為著自己的利益,應該小心處理所有能培育公民的規範和團結意識的文化資源。」(46) 然而他亦說:「哲學必須願意從神學身上學習,不單是為了功能上的理由,也是因為實質的理由。」(44)


理性的自我反省──宗教對現代意識的貢獻

哈伯瑪斯不單承認宗教的持續存在是一個社會事實,和宗教在世俗社會的功能,他也認為哲學應把宗教視作「認知上的挑戰」,因為哲學「要就著它自己的宗教和形而上根源作自我反省。」 (38-39) 「當理性反思自己最深層的基礎時,它發現它的起源得力於另一樣東西。它必須承認這種起源有一種命定的能力,不然它就會走入歧途,送失了理性的方向。這裡使用的模型是自力的悔改,理性的自我轉化。」(40)

哈伯瑪斯指出,基督教與希臘形而上學的結合當中不少意念都被哲學吸收了,這大大影響了很多規範性概念,「如責任、自主和證立;或歷史與回憶解放與完成個體性與團契。」(44-45) 在過程中哲學的確帶來意義上的轉化,特別是使更多不同信仰或沒有信仰的人都可吸收,然而這種轉化並不能抹煞那些概念的基督教內容。例如他承認「在人權的族譜裡有一部分是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特別是後期的西班牙經院哲學。」 (24) 而「『擁有神的形象的人』的概念,就被翻譯為『所有人都有同等尊嚴並配得無條件的尊重』。」(45)

「理性初期沒有任何神學的意圖,但當它覺察自己的限制時,它就超越自己,朝向著另一樣東西。這可以採納不同形式,如與擁抱整個宇宙的意識有一種神秘的聯合;與那些受壓制和侮辱的人的認同; …  把這些理解為三位一體的人格神的匿名化身,也不怎麼困難。」(40-41) 哈伯瑪斯仍然持守世俗論述和宗教論述的區別,前者是所有人都可把握的,而後者是建基於啟示,但他指出這區別並不是真假的區別,「這裡牽涉的不單是尊重,哲學有好的理由願意向宗教傳統學習。」(42)


後世俗社會中的宗教

總結而言,世俗化不應該單方面視作啟蒙運動對宗教的挑戰、衝擊和得勝,而是「雙重學習的過程,它逼使啟蒙運動和宗教教義兩個傳統都去反省各自的限制。」 (23) [1]這是哈伯瑪斯理解的後世俗社會,有幾方面含義:
1)     宗教是會持續存在於世俗社會的,因此信徒和非信徒都應預期雙方的分歧和阻力是會長期存在的,所以雙方都要作出適應。
2)     肯定宗教對現代意識的貢獻。
3)     肯定宗教在世俗社會的功能。
4)     要對宗教的真理存開放性。「世俗知識應給予宗教信念一種知識論地位:它並不單單是非理性的。因此,在公共的政治領域中,自然主義世界觀相對於互相競爭的世界觀或宗教理解,一點兒初步優勢也沒有。國家的中立性是與世俗主義世界觀在政治上的普遍化不相容的。當世俗化的公民以國家公民的身分行動時,他們必不可在原則上否定宗教關於世界的影像是有可能表達真理的。他們亦必不可拒絕有信仰的公民在公共辯論時,使用宗教語言作出貢獻。」(51)
5)     若「理解社會的世俗化為一個互補的學習過程」,那我們「有認知理由相信,在爭議性課題的公共辯論中,我們要嚴肅看待雙方的貢獻。」(47)

結語

我愈來愈佩服哈伯瑪斯,他近期的轉化顯示他廣闊的胸襟,和願意真誠地實踐他提倡的「溝通理性」。他仍然是世俗主義者,但他願意不斷反思,並承認自己傳統的限制。他不斷修正早期對世俗化較教條和僵化的理解,到今天願意把宗教信仰當作真正平等的對話伙伴,都是令人鼓舞的發展。當然,宗教傳統也應有同樣的自省,和有胸襟承認自身的限制,和面對批評。然而,在今天的批評中,會否有一些傾向全盤否定宗教的價值和功能?會否從一開始就不願意考慮宗教觀點最少有可能是真確的呢?會否有些仍然執迷傳統世俗化理論,堅持現代社會在公共空間容不下宗教語言和影響呢?我相信後世俗社會的構想,應有助香港激烈爭辯的多方能更和平、理性地溝通

Habermas, Jürgen. 2005. “Equal Treatment of Cultures & the Limits of Postmodern Libera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3.1 (2005): 1-28.
Habermas, Jürgen. 2006. “Pre-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In Habermas, Jürgen & 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 (Pope Benedict XVI),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 On Reason & Religion (San Francisco, CA: Ignatius Press, 2006), pp. 19-52.
Habermas, Jürgen. 2010. An Awareness of What is Missing: Faith & Reason in a Post-secular Age. Oxford: Wiley-Blackwell.
Habermas, Jürgen & 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 (Pope Benedict XVI). 2006.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 On Reason & Religion. San Francisco, CA: Ignatius Press.
Ratzinger, Joseph. 2006. “That Which Holds the World Together: The Pre-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 Free .” In Habermas, Jürgen & 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 (Pope Benedict XVI),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 On Reason & Religion (San Francisco, CA: Ignatius Press, 2006), pp. 53-80.





[1] 哈伯瑪斯在另一篇文章也有類似說法(Habermas 2005, p. 28) ,那裡也對他的觀點有更詳盡解釋。